人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去世，“《弱者的武器》是我最引以为豪的作品”

界面新闻记者 | 林子人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黄月

美国知名政治学家、东南亚研究专家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于当地时间7月19日去世，享年87岁。这一消息最先由南加州大学比较政治学学者赫拉尔多·L.蒙克（Gerardo L. Munck）在其个人X账户上发布。

斯科特本科毕业于威廉姆斯学院，于1967年获得耶鲁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在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教至1976年，此后又回到耶鲁任教。根据耶鲁大学对斯科特的介绍，他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和一位“不好不坏的农民”（a mediocre farmer）——自1976年来到耶鲁任教，他与妻子就在康涅狄格州达勒姆的一座农场安顿下来，并逐渐扩大农场规模，饲养绵羊和苏格兰高地牛。

斯科特的研究涉及政治经济学、农业社会比较、霸权与抵抗理论、农民政治、革命、东南亚、阶级关系理论和无政府主义。他出版过9部专著，包括《支配与抵抗艺术》（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弱者的武器》(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国家的视角》（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逃避统治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六论自发性》（Two Cheers for Anarchism）等。

《洛杉矶书评》（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如此形容斯科特：“（他）以一种‘混合学者’的身份而闻名：部分是政治学家，部分是人类学家，部分是农业主义者；一个‘天然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谨慎的无政府主义者。”1950年代末，斯科特尚在耶鲁攻读博士学位时，一位同僚曾警告他，在一座偏远的马来西亚村庄进行两年田野调查的计划将对他的职业生涯造成毁灭性打击。但正是那次经历构成了《弱者的武器》一书的基础。

1985年，这部探讨农民如何以种种微妙方式抵抗国家权力的作品首次出版。它不仅帮助开创了当代抵抗研究（resistance studies），还确立了斯科特作为全球领先政治学家之一的地位。

在2018年接受《洛杉矶书评》采访时，斯科特表示，《弱者的武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他最引以为豪的作品，因为正是通过那两年的田野调查，他发现了一种被长期忽略的从属阶级抵抗形式：当时马来西亚并没有出现任何有革命意义的有组织抵抗，但在农民的日常生活中，抵抗在默默地发生，他们的日常武器有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偷盗、装傻卖呆、诽谤、纵火、暗中破坏等等。斯科特在采访中表示，

“我突然意识到，历史上的大多数抵抗行为并没有公开宣称其名，实际上很多抵抗都披着对国王或者沙皇表面忠诚的外衣。在我看来，历史学家们由于只关注正式的组织和公开的示威，错过了历史上大多数的抵抗行为。”

斯科特提醒我们注意，偷懒不仅是无权无势者的日常武器，也可以是官僚机构推诿责任的手段。他以马萨诸塞州州政府举例：多年前，该州决定削减公共福利支出，但苦于难以光明正大地推行这一政策。该州政府采取的策略是通过设置冗长的申请表格、调整福利办公室的办公时间等一系列微妙障碍阻止迫切需要公共福利帮助的群体（比如带着孩子的妈妈）主动申请福利。

斯科特在2018年告诉网络媒体The Conversation，作为一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他深受当时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影响，他的思想轨迹被越南战争深刻塑造。完成马来西亚的田野调查后，他决心将余生献给农民研究。“从历史上来说，这是世界上最庞大也最重要的阶级。因此，如果发展具有任何意义的话，它应该对农民有意义，如若不然，就让发展见鬼去吧，”他说，“我了解到，权力集中化的革命运动几乎总是导致一个比他们试图取代的政权更具压迫性的国家。换句话说，当革命成为国家时，它再次成为我的敌人。”

这位多栖学者的毕生研究旨趣可被简要概括为：国家如何形成、国家如何控制国民、国民又如何抵抗国家权力。在多部作品中，斯科特都对国家干预行为持警惕和批判态度，在他看来，“每一次国家干预和权力扩展都被国家精英视为为了人民利益的善意举动。即使其理由不是出于愤世嫉俗的动机，它仍然可能导致国家权力的增强，而这是以其国民的牺牲为代价的。”在《国家的视角》一书中，斯科特通过研究多个案例（包括集约商业化林业模式、柯布西耶的巴西利亚城市规划、苏维埃的集体化农场）指出，所谓的规划者对其所要改变的社会或生态知之甚少，而历史上有许多案例揭示，地方上流行的知识及当地社区在压迫下的适应和逃避有可能避免最糟糕的灾难。

2017年，斯科特生前的最后一部作品《作茧自缚：人类早期国家的深层历史》（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Agrarian States）出版。在这本书中，斯科特将其在哈佛大学做过的两个讲座进一步拓展，结合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环境学家、生物学家、人口学家和流行病学家的最新研究，重新审视了食物生产和国家的起源。

斯科特指出，不同于狩猎-采集社会向农业社会转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正统叙事，农业社会和国家的建立也让人类付出了代价：更单调不健康的食谱、更高的流行病风险等等。他认为，所谓的国家就是精英能够施展强制权力，以征收人口的产出和劳力维系自身的领地。以谷物为主要农作物的地区更容易形成国家，因为谷物方便征税、储存和再次分配。斯科特提出，早期国家是“人口机器”（population machine），其设计就是为了方便控制劳动力、如同农民驯化牲畜一般驯化国民。所有的劳动人口都处于某种奴役状态，他们的劳动支撑起了精英赖以为生的各种奢侈品。一些评论认为，斯科特在本书中对国家的批评过于严苛。

斯科特的观点或许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作品将不断启发其他学者，在其他领域深入对人类社会中展现出的种种统治与抵抗模式的理解。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历史学教授、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Szonyi）就曾在接受界面文化采访时表示，他撰写《被统治的艺术》就是受到了斯科特的《逃避统治的艺术》的影响，“对我来说，斯科特是一个非常有启发性的思想者。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所有观点——我总是能找到我不同意的观点——但每次他出一本新书，都能让我以新的方式思考我自己的工作，在这一点上我非常感激他。”